里记下，讲完后要查看一下。
“那么，像我这样一个对技术一窍不通的门外汉，是如何成为这项最新技术突破的带头人的呢？
那是在一个像这样的会议上，这是一个让医学各个子领域最聪明、最优秀的人才向同行展示他们的发现的机会 —— 一个让各种想法像原子一样聚合形成分子的机会…… 让各个项目创造奇迹的机会。”
人群再次热情地鼓掌，有几个人甚至大胆地吹起了口哨，欢呼起来。
科学家们并不以吵闹著称，但这群人的热情给布兰迪医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们纯粹的钦佩之情仿佛一波波地向外散发。
布兰迪医生知道，在她的行业里，自己是受人尊敬的 —— 提名她角逐诺贝尔奖的活动简直就像一场浪潮一样势不可挡 —— 不过，这种显而易见的认可还是让她心里感到温暖。
“我自己的母亲 ——”布兰迪医生的手机又开始震动，打断了她的思路。
她把手伸进包里，把手机调成了静音，然后继续说道。
“我母亲在出现肌萎缩侧索硬化症（ALS）的最初症状时，和我现在年龄相仿。
她的病情发展得很快，全面恶化。
从步态改变，到蹒跚而行，再到失去行动能力，失去语言能力，直至死亡 —— 这一切都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。
人群中响起一阵低语，听众们对听到的内容表示惊讶；这是一个布兰迪医生在职业生涯中很少提及的事实。
“是的，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 —— 作为家族性 ALS 患者的孩子，我自己患上这种病的几率大约是 50%。
我现在和我母亲当年发病时年龄一样，有些早晨醒来，我满心恐惧，担心今天就是我感到四肢刺痛、协调性变差、生命开始走向终结的日子。
然而，尽管有这种真切的恐惧，驱使我主导 KSE 项目的并不是自我保护的本能。
当你头顶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生活时，你会早早地接受这样的现实。
不，我如此努力推动 KSE 项目的原因是，不想让小女孩们在十岁生日时就参加葬礼…… 我争取研究经费并加快审批流程的原因是，不想让一个个家庭在医院的候诊室里虚掷光阴，安慰着亲人，却看不到恢复生活质量的明确希望。
